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论述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是最冗长的一章。原因在于，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截然不同但互有联系的文明合在一起叙述，而其余两章则分别叙述单一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笔者之所以这样分，是由于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根本不同。确实，这些文明早先都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展到囊括整个周围地区——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其原因正如第七章第一节所述，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上，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征服过程中，罗马使西方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然是新的西方文明。希腊和罗马这对姐妹文明的历史和性质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形成时期，公元前800-500年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六章第四章）。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形成时期希腊世界的全面转变，为后来的古典时代打开了通途。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座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为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约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本，约公元前5用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为僭主，昏庸无能，所以斗争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而斯巴达仍是一个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

二、古典时代，公元前500-336年

期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431年在和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能争的根源在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小亚细亚诸城邦尽管得到来自爱琴海对岸的海军的援助，但到公元前494年，还是给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上顽固抵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O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作出其独特的贡献。这一点亦为柏拉图所认识到；他写道："倘若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决心未能挡住迫近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已可以说，希腊各城邦已混杂一团，希腊人混同野蛮人，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

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429年）达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雅典霸权，而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国主义是比较开明、仁慈的，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而且，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煽动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蒙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仅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没在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希腊和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实行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他那世界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先停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的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三、古典时代的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文明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过分的赞扬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应得的。这是为什么呢？希腊"天才"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比较的结果，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302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础（见本章第一节）。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是多么不同。他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专从事于发展某种特殊的技艺，多少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最先成为有技术的医生的那些奇迹创造者，就是在科斯岛上在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技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同样，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评价古典希腊，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该依据现在的做法，或者更糟，按照乌托邦的标准。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雅典人和其他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籍民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同样，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本章最后一书将予以分析），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6-31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七章第三节）。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于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占领大流士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个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继续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思恶性虐疾病逝，终年33岁。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争夺对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期彼此征战；到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只得跟周围许多敌人进行连续不断、难以取胜的战争。它们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见第九章第三节），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后，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诸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行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虽然它们常给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实际上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没什么权力的同盟。它们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诸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区别而分裂。而且，它什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于是，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为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19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19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但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如今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结果，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获得相应增长。不过，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当。虽然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但奴隶数目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至7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的观点，支持的人寥寥无几，被看作与日常经验相违，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700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50哩，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正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见图6和图10）。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见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二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目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后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

在公元前二千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化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责，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作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的特殊性质将在以后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考察早期的欧亚核心区的实质。当时的欧亚混血人对各自文明的具体情况相互了解甚少，并未认识到这些文明是平行发展的。不过，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大量的内外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O至145年清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之间的物质联结主要是通过商业，尽管商业并非唯一的途径。这是一个不仅货物往返各地，而且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也四处漂移的时期。例如，有一封波斯统治者大流士写给他手下一位总督的信可用来说明这一情况。这封信批准了将植物和树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地区的建议。信中写道："你提出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果树移植到亚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国家，这一计划我很赞同。……"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65年、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兹统治时期诞生的，本都位于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和贸易有密切联系，要不是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达到全面繁盛，毫无疑问，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岛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岛人象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英雄，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见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11世纪，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还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从那里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九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还大胆地超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商业据点加的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冒风险的大西洋贸易中的一个小站而建立的。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那时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埃达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这些埃达鲁斯坎人由于受当地铁资源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前来定居，并发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事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启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请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向西面的大力扩张，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最重要一项丝织品的运销。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下文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一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从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开始，到公元4世纪时，印度人已在远离印度的婆罗洲和中南半岛站稳脚跟。开始时，那些岛国很先选但将近公元三世纪末时，也许是海盗活动日渐猖撅的缘故，它们落后了。力量中心转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经马来半岛到中南半岛的陆路而进入的大陆。

于是，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他们留下的有关这一王国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记载中说："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成员有100O多个。人们奉行他们的教义，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许多婆罗门成员因此在那里居留下来。他们日夜攻读宗教经典。……他们用青铜制作神像。那些有两张脸的神像，都有四条胳膊；有四张睑的神像，都有八条胳膊。每只手上都拿着一些东西。"

以上所述，可说明东南亚大印度的性质。显然，大印度的情况与早数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颇为相似。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辽阔的海岸地区设立据点，然后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不过，当地居民既没有全部希腊化，也没有全部印度化；最终，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称和建筑物遗址作为缅怀往昔事业的纪念品。对于欧亚地区的历史来说，大希腊和大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扩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贡献：前者将文明从巴尔干山脉南部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和俄国南部；后者将文明从印度南部扩展到婆罗洲和中南半岛。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当局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扩大的缘故，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能掌握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内地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腊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时，西徐亚人的势力由于来自东方的新的游牧民入侵而大为衰弱。随着继起的混乱状态，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直到二个多世纪以后才恢复。这一次，促使长途贸易恢复的动力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将自己的统治远远地向所谓的"西域"即中亚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击他们最危险的游牧邻居即欧洲历史上所说的匈奴人。在那时以前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对匈奴人一直是采取宠络的办法，赠送了大批的礼物和金钱；而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亚寻找盟友，共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这时，贸易紧跟在胜利的中国旗帜之后。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王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所年，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

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二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说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那位使者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候在那里的"罗马"商人接到货物后，在季风的帮助下，将它们迅速地运过印度洋，至红海诸港口卸货。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公元二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弱；不过，并没有完全枯萎。中国仍在生产丝织品；丝绸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绿洲城市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它们曾借以致富的贸易西方消费者的需求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甚至在5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看惯常的各种奢侈品。据说，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笼罩在花环之下，到处都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饰物装扮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

不过，罗马政权的衰微使中间人牟取暴利这一多年老问题更为突出。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对海上交通强征很重的税。同样，公元226年以后，在萨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对陆上交通的控制。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6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随着陆上道路给最后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听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和贸易量都有了质的提高。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体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希腊士兵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请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它们已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操柯因内语。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的人，他说："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1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声称，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

希腊文化的影响向东扩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节所述，这些王国在沧亡于来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荣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深入亚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对周围请民族产生了一种世所公认、范围广阔的影响。首先发生影响的是用高明技术制作的希腊硬币，这些硬币实际上导致了印度铸币的产生；接着是称为《弥兰阳王问经》的佛经（弥兰陀即大夏的希腊国王，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将希腊的对话体裁引入印度文学。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希腊词，包括马嚼子、钢笔、墨水、书和矿等单词，被并入梵文。在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词作为术语，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学和医学。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因而，希腊艺术风格明显地影响了伟大的亚洲各文明。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经过几个世纪仍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杯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的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从这一角度看，罗马的"陷落"也可说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面前的退却，就象它在中东与穆斯林相遇时的后撤一样。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泰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信仰——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不过，基督教在耶稣生前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仍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官方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O至80O年期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800至1100年期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九章第二节将要提到的，它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483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无为"、"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团。这些教团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象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至855年期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0O00余个结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见第九章第二节）。不过，在锡兰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锁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而，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留到现在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欧亚的古典文明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范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域扩展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整个的地区。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反，是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连结起来，形成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诸古典文明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每个古典文明都逐渐发展起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诸古典文明的独特风格是如何不同，从下列的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徒文明的不同，点对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人

印度佛教徒

语言：

无屈折变化，表意文字，（书写形式中）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

高度的屈折变化，字母文字，多音节，有很复杂的规范语法。

著作方式：

简洁，隐喻取自熟识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

散漫，隐喻夸张，想象力无限奔放，偏好抽象。

个人的心理：

不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心理分析科学高度发展。

时间和空间：

有限的，一生，环境，注重一代。

无限的，注重永世。

社会政治价值：

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

（在大乘和一般救世主义中）个人主义，宗教权力至高无上，追求非社会的种种利益。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非凡的创造力。这里应特别指出，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始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区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作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那时以后，一切重大事件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波里比阿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采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和公元前二千纪时为后来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础的一次次大规模入侵的情况。

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都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所取代。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来的经历，不仅须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各地区的农民都掌握了大量的与农业有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代的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平民百姓。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下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在荷兰官吏面前，当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

二、游牧民进入历史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极困难的。为稳妥起见，虽然可以把内因和外因都说成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样做，要确切地弄清欧亚各地区内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象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见第四章第二节）。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O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节中提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

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除内部的虚弱外，还经常有外来的游牧民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13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请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一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他们的历史也是由接连不断的浪潮似的迁移构成的。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象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那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的许多部落后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且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象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殴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的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决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即一种不纯的炭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治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铁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所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见第七章第一节）。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三、游牧民对中东的入侵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中东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实际上，由于中东的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中东地区遭到入侵的次数最多。虽然中东的帝国一个个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请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请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尽管在这些漫长的世纪中入侵的骚乱不断，王国和帝国一个个不断地崛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换个不休，然而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始终没变，这就是：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如前所述，政治结构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中东文明的灭绝。相反，请入侵蛮族由于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诱，由于需要当地书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适应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亚述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下面这段分析中可清楚地看出来。＆#9;…亚述人以及继其之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派的角色，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角色。伟大的亚达国王亚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文学名著。这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重要遗产通过数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今天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神话和伦理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泥版发掘物中得来的。…文化的连续统一性也在亚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众神身上显示出来。这些神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苏美尔人的天神、大气之神和土神，它们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亚述人在艺术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们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了先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形式和传统。虽然亚述人石块的来源极为丰富，但他们的建筑物，包括神庙，大多是仿效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砖块砌成。……亚述人的艺术，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仍末能摆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框框。例如，他们的艺术缺乏透视力，总是从侧面来描绘人物。

四、游牧民对边缘文明区的入侵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些边缘地区文化上没什么绝对连续统一的东西。它们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因而也都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浪潮中被消灭。关于事态的发展过程，现得到的希腊方面的资料比起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地区，要丰富、可靠得多。一个原因是，希腊人和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较密切，后者的文献为了解希腊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希腊人本身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民族更注重历史，留下了较多的有关他们活动的记录。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现对希腊的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相应的遭受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部分地是由于希腊人与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比印度人要密切。从考古遗物和文献资料中可找到这方面的踪迹，找到了解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其中较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并领导战争；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在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中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见第五章第四节）。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冲锋陷阵，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30O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为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救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商文明就是由这种文化发展而来的。外族人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于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时，说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见，战车兵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相反，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管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771年，周都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正朝还起了高级祭士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三篇所要论述的主题。

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

距今数千年的人类最早的各大文明的发展情况，可以根据技术革新、地理环境和经济组织加以分析。虽然这些因素对了解过去是极为重要的，但对于了解古代人本身——他们是如何看待生与死，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用处甚微、每一较重要的古代文明，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有独特的人生观和实践其人生观的生活方式。古人的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通过艺术、哲学、文学和法律表现出来时，亦呈现了各自的实质和特色。

由于一些根基本的问题至今尚不能回答，所以许多看法仍属猜测。例如，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苏美尔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是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地区最早的居民，或者，他们是否在更早的居民提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古代其他各民族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更少。不过，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还是可辨明的，这些也就是本章要讨论的主题。

一、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它们早先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地理位置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是指该地区易遭侵略这一点而言，因为该地区自古迄今的发展与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分不开。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的历史。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文明。到公元前300O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如其中的乌鲁克，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不休；战争愈来愈专业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就是作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在历史上闻名。他以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个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它的寿命短暂。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使其从历史上消失。于是，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一批闪米特游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领下，经过长期征战，建立起巴比伦帝国。正如后面章节中将要提到的，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阿莫里特人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入、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尽管这些帝国额可夸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实质上还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城市最基本单位，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作是属于主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当时最大的富豪，不过也有许多私人资本被投入土地、手工业、商业冒险和放债。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很快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籽、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自行经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缴纳结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组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罗卜、葛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帐，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帐或记录。管理事项和帐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称为楔形文字，显然不是为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爱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O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作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札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充满灌溉沟渠，而且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星辰运行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人们的不安全感。汉穆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后来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法典的开头是汉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说，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的使命。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300条左右，旨在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2．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3．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

4．颁布许多"福利国家"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在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本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如果是一条性命[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具有现代人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静止的观点。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二、埃及

第二个文明即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一般认为，使这两个文明的所在地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那里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处在黎巴嫩，那里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在以后的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但是，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无须应付闪米特人或印欧人不时地家洪水似的入侵，因而能使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尼罗河两岸的农民与古代神庙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画的人物极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体格、笔直的黑发、深陷的眼睛、微带钩状的鼻子。

埃及这种受到环境保护的生活不仅为种族的稳定，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埃及没有因不时地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相反，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因而，埃及人拥有对可靠的交通运输极为宝贵的手段，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前几个世纪中，埃及最早的农人象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先驱者在更早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开始在尼罗河两岸进行耕种。肥沃的新农田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快在城市聚集起来的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埃及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下埃及王国和上埃及王国。每个王国由大约20个省或州组成。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史称的王朝时期。这时，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文字。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是王朝时期的主要特征。通常所说的古王国包括六个王朝，从公元前3100到2270年，持续了八个多世纪。象这样长久的政治稳定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编年史上是找不到的。将近第六王朝末期时，国王的权力不再是绝对的，愈来愈受到独立的各州州长的挑战。结果，产生一个骚乱时期，史称"第一中间时期"（公元前2270－2060年）。各自为政的州长以独立的国君自居，互争贵族的支烧来自利比亚和亚洲的侵略者趁机进犯埃及。最后，第十一王朝使埃及又逐渐恢复统一，进入第二个政治隐定期即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0－1785年）。埃及的历史又照过去重演，不过重演的过程明显缩短。过了不到三个世纪；埃及开始经历"第二中间时期"（公元前1785－158O年）。在这一时期，埃及遭到侵略，并且第一次为驾车作战的喜克索人所征服。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公元前二千纪时，一些民族蹂躏了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喜克索人仅是参与这种侵略活动的一个部落。

埃及文明一般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决不是静止的。从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到喜克索人入侵的15个世纪里，埃及的制度和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也有某些特点始终保持着，如：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乐观的世界观。正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作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一位古埃及诗人是这样描述给万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他的臣民，

其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非常复杂，由许多种成分——对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诸地方教派，逐渐形成的对祭司集团的信仰，来自国外、尤其是东方的各种影响——组成。现在，至少有2000个神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它们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顺从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开神或操纵神；可以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因而，神庙复杂的宗教仪式的奉行是一种崇拜神的活动，同样也是一种念咒求助于神的活动。在较后的王朝统治期间，今世正直善良者可以获得永恒的来世的思想已逐步发展起来。但是，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少。而且，他们的神话和神学缺乏连贯性，因为埃及人普遍地对他们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国王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巨石2，300，000块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铁滑轮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尚属于推测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先这一观念确令人费解。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全国的管家"、"国王的耳目"——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之下的官吏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没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籽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试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似，地方各州长逐渐积聚起大量财产，成为世袭的官僚阶级：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后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古三国的分裂及以后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从来没有恢复过他们原先为专制权力。虽然法老们一般仍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但他们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得与祭司和贵族一起分享。因此；中王国时期有时被称为埃及的封建时代，不过强有力的官僚政治的确也起了抑制贵族的作用。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不象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用来支付国家的耗费，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部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地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过。他们的搪瓷制品和象牙。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制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组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为时髦的贵妇、淑女们还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

三、克里特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以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命名的。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不怀疑这一文明确实存在过。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学者们当作民间神话而不予考虑。但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希·谢里曼深信这些故事。他发誓要找到并发掘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而进行战争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运茶叶到俄国弄到了必需的资金，于1870年开始探索。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和伯罗奔尼撒的美锡尼的遗址。虽然他的某些成果对考古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热情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令人失望地将若干文化层的遗物不加区分、杂乱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腊存在过古典期以前的文明这一点从此得到证明。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米诺斯文明的中心。

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当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到达克里特岛时，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已建立很久了。这些外来移民所发现的这块陆地土壤肥沃，以盛产鱼、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出名。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的海面风平浪静，气候条件较宜于用桨或帆推动的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水手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地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一点不用奇怪，克里特岛成为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不仅对商业发展，而且对文化发展也是很理想的。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然而又是远的，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使他们获得极大成功，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富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

妇女似乎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从某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典希腊的情况不同，那些地方的妇女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克里特岛人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庙或竖立巨大的纪念碑，而是在家里留出数呎见方的场地作私人祈祷处。克诺索斯王宫规模宏大，却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作礼拜堂。进行宗教礼拜的主要地点在自然界——山顶、森林或石灰石的山洞。最重要的神是一位女神，即古老的大地之母，祭祀大地之母时由女祭士而不是男祭士充任辅祭。没有任何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最普通的祭品为农产品。

克里特岛人中种田的无疑占多数，不过确切地说，他们的文明具有水陆双重性。他们掌握了制海权，他们的文明是海上文明。岛上山区盖满森林，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他们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只要有机会，克里特岛人无疑还大肆进行海盗活动。史诗《奥德赛》中写道，有一次国王涅斯托耳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这两种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

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象大陆，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克里特岛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门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尾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各城市都不设城防，这表明克里特岛人认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护本岛的安全而且还表明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这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各城市相互交战的情况正好相反。总的说来，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作"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是可以理解的。

四、印度河

公元前250O年左右，也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在苏美尔出现约1000年之后，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另一个文明。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1500年，然后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后来，这一文明被完全遗忘，以致印度人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从约公元前150O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时开始的，就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为，他们的历史起于公元前776年，即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会的那一年。20世纪20年代，印度河下游区一块被当地人称为摩亨约·达罗即死者之地的荒凉地方吸引了各地的考古学者。那里有几座古坟，这些古坟已遭到劫掠；进行劫掠的不仅有取用那里无穷无尽的砖的当地居民，而且还有寻找砖块作道碴的拉合尔-摩耳坦铁路的施工人员。尽管摩亨约·达罗已遭到劫掠，发掘结果表明，它是一系列曾十分繁荣的城市的遗址；这些城市的每一个都建立在前一城市的废墟上。随后又对印度河流域其他地方和周围地区进行发掘，结果发现，这一古代文明的分布范围比埃及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大上好几倍。它地括一块每边长约1000哩的三角形地区，以印度河口以北、以南海岸为底边，朝东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

对这一文明的了解尚处于初步阶段，进一步的发掘也许会使目前的设想完全改变。追溯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是由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与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从俾路支山区向南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外来农人共同创造的，兼备两者各自的特点。一般认为，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当地人了解到苏美尔的城市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促进了印度河文明的出现，就象早先在尼罗河流域发生的情形那样。考古学者已在这一伟大文明的三角区内发掘出两座大城市、六七十个市镇和村庄。可以预言，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将会有更多的古代居住地被发现。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已经驯养的动物有狗、猫、牦牛、水牛，可能还有猪、骆驼、马和驴。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属于公元前230O年的废墟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还发现了一些别的印度河流域的产品，这表明巴林岛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进行海运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象养兔场那样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400码、宽200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x5．5X2．5英寸和9．2x4．5X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IOOO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推测，而且，在发掘更多的古城遗址，并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终只能是推测。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象牛犁地一样"。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磨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的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享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虚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使南部的边沿地区过于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五、商朝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O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见第一章第2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把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象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后还要屠杀许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杀死几十人。现在还不清楚，让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隶或战俘——作牺牲品，究竟是为了抚慰复仇之神，还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死去的君主的奴隶和妃妾。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乱吹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文明的性质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地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全都记载下来。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降。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

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塔纳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

当种植旱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的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地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在这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的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准则。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落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塔纳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纪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二、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中蕴藏了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一种挑战。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头。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接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头。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头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的犁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很尖尖的。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O0年时，还传入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大概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

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轮子这一发明物也为和平时期服务，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词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建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象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过，这里应该指出，这一变化几乎只是表现在生产的量上面，而非技术方面。如果要说这是一种新的变化，那仅是就大量生产这一点而言；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新方面，并无新的进展。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冲材来自伊朗的和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墓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则更是差别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的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三、文明的传播

先是自治的农业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团控制的小国，最后是由王朝统治的、具备一切文明特征的帝国——这就是以上所述的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那之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正象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的边缘地区时，欧亚中心地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中国海。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O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巨大建筑物，等等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如此。

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过，它们各自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或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定形的，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

（公元前3500－1000年）


我们从第一编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定期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作这样的描述：

迄今为止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足人类，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畜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以这种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两足人类，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特别适宜种植植物和畜养动物。

几千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发展；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对此，他大概会作这样的报道：

大多数两足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但是，种植农作物或饲养家畜的两足人类的百分比现正在迅速地上升。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两足人类的成员长期地居住在这些村落里。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艺品，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是却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

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情况的报道能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而且，正如第一编导事中所述，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食物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建筑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铜和锡，工匠所需的金和银，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因此，古代文明与史前时期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围出产种种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第三章人类——食物生产者


现在，倘若我们要对最早出现的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形成完整的概念（或者加以夸大），那么，也许会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从生物学方面（包括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已呈现完全新的面貌。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象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象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由于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没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地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至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一、农业的起源

正如前章所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制作石头工具；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得多。倒不是故意贬低新石器的重要性，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不能不退居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得明白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象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姐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植物，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必不可免、很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丕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什么要长期地过渔猎、采集生活，而是为什么不再过这种生活。

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见不到什么成效。美国今日仍处于史前时期的印第安人能栽培苋属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接骨木、羊腿藜和向日葵，但是这些植物的产量非常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如前章所述，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气候的剧烈变动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人类在全球各地区广泛地试验驯化各种动植物，曾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这时，已能在少数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提高所驯化的动植物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它们在食物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使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为中心。这就是与纯粹的驯化截然不同的农业革命一词的涵义。正是从这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食物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布到全球大部分地区。

二、农业的传播

我们已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虽无确切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在东南亚、西非和安第斯山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农业中心。就中东和中美洲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某些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它们在农业革命方面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它们都拥有大量的、品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同样，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为美国的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

各种植物从各自原有的产地到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进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是经过了许多世纪的。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原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天时地理要求不同的作物则可以生长，从而使密集的人口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有一点应该强调：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称之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似乎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O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O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亚到农业单命的过渡。

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也许还有其比发源地，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原始农业有两个特点促进了这一传播过程。一个特点是，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放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0：1的关系。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须经常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人口过剩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扩张因素。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扩大了食物来源，使食物来源更加可靠，于是，人口也相应地增多。当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率水平所能支待的人口限度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移居其他地方。因而，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布。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早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南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很久之后。当石斧为铁斧取而代之时，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最后，某些地区的农业之所以推迟很久的另一原因是，那里的动植物极其丰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比原始农业所能提供的还要多。例如：在美国西南部，只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有选择地培育中美洲盛产的玉米、蚕豆和瓜类，才有可能使它们的产量抵得上那里所有的大量的橡树果和小动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早期农业中心的附近，却依然长期过着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还了解得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这一传播是沿着好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条路线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并从那里穿过东欧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路线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进入中欧，最后达大西洋。第三条路线也向西，越过爱琴海诸岛到希腊，再从希腊到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并沿着大西洋海岸达不列颠岛。此外。由中东向东，越过伊朗高原到印度河流域；由中东朝东北，沿着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这两条传播路线也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除了这几条路线外，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当地生长的植物已被驯化，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要证明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土质半干燥，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层草，即使只有古代挖掘用的木棍，也能够进行植物栽培。所以，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等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这也就说明了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为什么在中国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象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

非洲农业产生的情况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有些人坚持认为，非洲的农业是公元前5000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独自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同意这一看法，只是认为日期应大大向后推，约在公元前15O0年前后。不过，多数人认为，非洲的农业是约公元前40O0年时从中东传入尼罗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时传播到苏丹的黑人那里，然后再传播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向大草原的传播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将黑人朝南面和西面驱赶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许多世纪里，农业一直局限在辽阔的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公元初，这些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情况由于美国考古学家新近的调查结果而比较清楚。约公元前7000年时，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开始了对玉米的栽培。在其后的数千年间，通过杂交得到了玉米的两个新品种；一个品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品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带。与此同时，其他植物如两种不同品种的南瓜、葫芦、宽叶菜豆、红番椒、苋和鳄梨等也都得到栽培。农业就是从中美洲这一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直到约公元800年时，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起始于中美洲的农业向南传播、到达秘鲁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不过秘鲁还产有不是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的变种，这些变种是从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这表明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可能同墨西哥高原的居民一样，早就开始培植原始植物了。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只有在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促使人们去培植能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起初，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夫们朝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夫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揽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地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世界，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地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业的传播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而且还相应地包括各种栽培技术以及由此所致的各种生活方式。起始于中东的新石器14代的农业是一种畜牧（牛、绵羊、山羊和猪）与谷物栽培训。麦和大麦）相结合的混合型农业。随着动植物驯化技术的传播，适合于新环境的各种技术得到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活，前者适于森林地带，后者适于半干旱的大草原。

原先不光热带森林地带的农业用刀耕火种的办法进行，温带的农业也是如此。但现在，这一办法主要限于前者。目前仍有两亿人在面积大约14O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这一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农业的基本特点是：先在土地上种植一至两季农作物，之后，使土地休闲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恢复地力；然后再开垦土地，进行下一轮种植，种植之后再是休耕。一块土地上主要种一种农作物，如稻或玉米；但通常的做法是，在主要作物中还间种一些别的作物，如豆科植物、瓜类和薯类作物。因此，一块土地全年能生产一种或数种粮食。这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故生产率也相应地高。在许多地方，耕种两至三英亩土地，生产的粮食足够大户人家吃一年。这种农业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面积的可耕地，因为任何时候，公社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其数量远远超出正在耕种的土地。这转过来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必须低，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十人，所以人们总是分散住在一个个农舍或小村庄里，小村庄的人口一般是100到50人。

牧人的游牧生活与森林地带的农业正相反，是同辽阔的大草原相适应的。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居主要地位，而且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来供给靠雨水浇注或人力灌溉的农业，所以那里的人们无法栽培植物，只好把驯养动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养，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1500至1000年正是畜牧业兴起的阶段，在这-阶段，发展起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还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靠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因为这些动物都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牧场。不管取何种形式，过游牧生活得有大面积的牧场，所以今天，游牧团体的人数很少超过2O0人，常常是不到100人；因而人口密度大体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农业和畜牧业在传播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象-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在转入后面篇章论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农业革命对人类生活诸方面的种种影响。

四、食物生产者的文化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现在能够定居了。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约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形式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人们常常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显而易见，这样做将会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是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话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最初，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织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粘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象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容纳拾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粘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食具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通常生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让烟排出。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诸游猎民族的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了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排外主义。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于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常常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经济平等和社位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妨碍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适应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也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保护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粘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充分反映了发源地中东的农业的传播。

当然，为了解释各民族赖以为生的主要农作物的起源，这时还出现了神话。下面这个在美国缅因州瓦巴纳基人中间流传的"玉米的传说"就是一个例子：

很久以前，当世上刚有印第安人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生活着，和其他人离得很远很远。他不知道火，靠吃野果、树皮和块根过活。因为没有伙伴，这个印第安人感到极为孤单寂寞。对挖掘块根果实，他越来越厌倦，食欲也日益减退。他一连好几天躺在阳光下做梦。当他做梦醒来时，发现附近站着个什么东西。最初，他非常惊骇。可是，一听见它说话的声音，他内心高兴极了：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头发柔软细长，和印第安人完全不同。他请她走到他跟前来，可她不愿意；而他要试图走近她时，她似乎又远去了。他对她唱起了自己孤苦寂寞的歌，恳求她不要离去。终于，她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按她的吩附去做，他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他满口答应了。她把他带到一个放着一些干草的地方，要他找两根枯枝来，放在一起飞快地摩擦，然后把枯枝放进干草里。很快，干草里冒出了火星，草点着了，一刹那间，整个地面燃烧起来。接着她又说，"当太阳下山时，你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燃烧过的地面上拖过去。"这件事他可不乐意做，但她告诉他，凡是将她拖过的地方，会长出一些象青草一样的东西。他将看到她的头发从叶子中露出来，这时；籽已结好。可拿来食用。他按她说的去做。迄今为止，当印第安人看到玉米秆上的玉米须（头发）时，他们就知道，她还没有忘记他们。

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活的总的看法，对于应当是怎么回事和实际是怎么回事的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就其重要性来讲，并不亚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看作是最近的过去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关于这一点，有个名叫克拉欣格·瑟德的温内巴戈人（北美洲印第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证据。他虽然生活在我们时代，但却出生于一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环境。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往往还是守着过去的老习惯，把温内巴戈人的风俗习惯教给我们。他一清早就把我们叫醒，让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然后开始同我们谈话。…女孩们单独受教育。现在谈谈父亲和我说过的一些话……。"克拉欣格·瑟德在详尽地描述了父亲按照传统用上述方式对他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最后写道：

这些事都是老年人说的；也是我给你们的劝告。我自己从来不问这些事，但是我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祖父，是很关心的。凡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有关的知识，他都想知道。等你们长大了，可决不要让自己落入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哪些事是正当的、是应该做的。孩子，要听取长辈的教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必须彻底弄懂的。你们也得弄懂。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农业革命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金1000O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2"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各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过剩的人口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起新的村庄。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因当地环境而异。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农业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人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为分布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丛林地带和荒凉的沙漠地区。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为分布的操绶绶尼语的印第安食物采集者受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人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即共生关系。迄今仍在刚果森林区盛行的情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那里过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的黑人提供肉类、蜂蜜和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等的谷类和铁制武器。因而，这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并保持各自的特点。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彼此逐渐融合。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移，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移民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农业由中东向西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发生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迁移和异族通婚。今天存在于赞比亚南部的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对后者的一个证明。

一伙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1O000年以前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100O年时，减少到仅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但到公元1O00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

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东亚表现得最为明显。东亚地区的蒙古种人牺牲散居各地的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的利益来向四面八方扩张，从而为他们今天在人口数量上占居压倒其他所有种族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非洲的黑人享有农业和铁制工具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冲出原来居住的大草原，穿过雨林地带，扩张到非洲南部。于是，非洲的黑人、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到公元前4000年还一直保持的相当合理的种族平衡，到公元1000年时，从根本上遭到了有利于黑人的破坏。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给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人类能看到自身无穷尽的变化。

--克莱德·克拉克洪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不过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了解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界的修昔底德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曾说过，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对历史的不了解，使他对雅典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和光荣不能有所认识。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注重历史。对埃及人、希腊人和中国人的早期历史，我们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诸领域的科学家们，已把我们的知识应用到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的史前时期。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约200万年前。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文明史之前的十万年。人类的真正形成；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过，那时的人还不象其后裔那样，以耕种务农为生；而是如同周围的其他动物一般，靠到处寻找、采集植物谋生。

一、人类的起源

我们所在的地球是一颗在小小的银河系中不停地旋转的小行星，与整个宇宙相比，小得出奇，就象太平洋上的一粒灰尘。地球形成于45亿年以前，约15亿年后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与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说得具体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相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某一类构成了生物。

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再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约于三亿年前，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植物一起，开始成功地适应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上生活的是两栖动物，接着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鸟，最后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地球生物界居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科学家们都毫无疑问地赞同这一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明确地说，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树鼩、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好几个研究领域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基本相似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胚胎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胚胎二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对人类化石的研究证明，人类是由普通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可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的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份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四次大冰期和三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须能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所以能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类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类与长臂猿或北极熊不同：长臂猿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适应北极环境；而人类，决不是只适应一种环境，相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通过自己的大脑，人类利用自己的大脑能适应一切环境。

有一时期，曾假定人类和类人猿起于同一祖先，人类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它们两者间的"过渡环节"。现在已一致同意：在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而人类就是好多代原人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后的产物。原人中出现最早的是现已绝种的灵长类。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250万年。不过，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日期还可往前推，推至距今约400万年。这种灵长类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只是其脑容量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存的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之，这种与人相象的两足动物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智力水平低，语言和创造工具的水平自然也相应地低。这一调查结果的意义就在于，它说明，不是先有了人类大脑，然后才开始创造人类文化；相反，这两者是不断地相互影响的，语言和工具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很理想的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穿。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工具很简单，只是些一端尖锐、一端厚钝的石器，但它们的食物却很丰富，有蛋、蟹、龟、鸟和兔、鼠之类的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所以是很易捕食的动物。

约在50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取代了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他们的大脑比他们的前辈大一倍，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二。普遍采用的石器是手斧，比过去的石器复杂，是最早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通常呈杏核状，长六至八英寸，宽数英寸，厚一英寸。炳端是圆的，可抓在手掌里；另一端呈尖状，尖端的一面锋刃锐利。这种手斧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作手斧、刀、刮削器，又可当作锥子。现发掘到的大量被屠宰的大动物——鹿、犀牛、猪、象、水牛、河马、马、羚羊和瞪羚——的遗骨可以证实，这种工具卓有成效。对大动物的大规模狩猎也反映了集团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高效率以及当时的语言交际水平。社会生活的另一标志是，那时对死者已有了尊敬的表示。在覆盖死者的泥土上常可见到一些赭石或赤铁矿。几乎可以断定，这代表某种宗教葬礼。装饰的观念也开始萌芽，在化石中常可见到一些有孔小珠、穿孔的兽牙和贝壳。而最重要的是，那时已学会人工取火，泥地上直径五至六英吋的黑圆圈可说明这一点。

火的控制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把人类祖先从本身能量供应极有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祖先得以经历冰河时代而幸存下来。火的使用使大量过去不能吃的块根植物和植物种子成为熟食，从而大大增加了食物来源。火的使用也使原人有可能冲出过去无法离开的温暖的大草原，分散到全球各地。——火的使用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可感觉到。

二、人类一词的含义

人类祖先在距今约35000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从各方面看，这一转变可视作地球上事态发展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而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则是第一个大转折点。在完成极其重要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之后，各种生物的进化是在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的；这在更新世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进化过程转向相反方向。不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人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今天，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即将来临。随着人类对遗传因子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日益加深，不久就有可能做到，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的遗传因子。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预定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其原因在于，对于此时此地的现实中所不存在的事物和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只有人类会笑，只有人类知道自己将死。也只有人类极想认识宇宙及其起源，极想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将来的处境。

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付周围的环境。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地带需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所有这些，通过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就是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都能得到解决。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实际上，后面各章所述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自旧石器时代诞生起，直至今日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文化史。

三、食物采集者的文化

正如直立人比起他们的前辈——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来，制作的工具更有效一样，人类凭借优越的智力，发展起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制作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技术进步的程度可用以下数值来说明：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仅长5厘米；直立人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100厘米；而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制作的石器，平均每磅燧石的利刃长300至1200厘米。

有些新型的工具是由不同材料组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为尖端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还有了抛射物给构的新发明，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之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随着不断改进，终于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有限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钮扣。——所有这些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合适的上衣。

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比起早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来，技术要先进得多，但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仍是很原始的。人们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资料只够维持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没有任何剩余物品可作其他用途。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使食物采集者的文化发展受到难以突破的限制。

例如，要建立完备的政治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出现过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猎人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结合成自治的集团，集团的人数大约是20至5O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在盛产取之不尽的鲑鱼的美洲西北部，在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集团。根据当时的狩猎集团判断，旧石器时代，集团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青人则当选为狩猎集团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简单，如果说这两者真可以区别的话。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极少。家庭内部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集团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巨的斗争。

相互协作不仅在社会活动中，而且在经济事务中也是很明显的。除了基于性别的分工外，在猎人们中间是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分工的。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掌握适合自己性别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妇女采集水果、坚果、谷物，挖掘块根植物和昆虫，而男子捕捉小动物和鱼类。由于采集经济在当时居于主要地位，男子和妇女之间无多大差别。但是，随着工具的改进，男子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狩猎团体，杀死大动物，而妇女却仍留在住地附近从事采集、照料孩子和烧煮食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男子作为食物供给者的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在狩猎过程中体力大增、变得好斗、狩猎本领高强，男子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占据了对妇女的统治地位，就象今日盛行于澳大利亚士著居民中的情景。

现在，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探讨转向一般的信仰。我们发现，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是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将与现在相同，就象现在和过去一样。因而，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继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关于创造的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安达曼群岛的岛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象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接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大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根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粘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持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数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粘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就无法生存。可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者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和鱼时，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求助于魔力，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愚蠢地祈求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进行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集团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一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象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象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抑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希望人类能控制它们的愿望，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种魔力。

用图象来表示自己所想望的东西，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原始人中间也很盛行。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斯教授，1905年在刚果由一伙俾格米人带路，进行探险时，曾亲眼见到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图象。他说：

给探险队带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们领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们处得很好。一天下午，我发现贮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请他们中间的一位去替我射头羚羊，这对象他们这样的狩猎好手来说、肯定是最容易不过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大声回答"行'，说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宣布，在第二天黎明时做好准备工作。说着就离开了，好象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见他们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块高地上停了下来。

我极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准备，就在天亮前离开营地，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朝他们头天晚上选定的那块空旷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时，俾格米人来了，那位妇女也在内。几个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块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块干净的地上画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则在旁边低声念咒语。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静。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有一个男子将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块平地的边上坐下。几分钟后，太阳光线落在他脚边的图案上。就在这一片刻间，那妇女朝太阳展开双臂，大声地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妇女又大声叫喊起来。喊过之后，三个男子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走了，而那妇女仍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我们的营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视线，我忙跑上前去，低头看那块平整的沙地上的图案；只见画的是一头大约四手之宽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过沙地上的画，我转身回营地去拿照相机；打算在几个男的回来之前把它拍下来。可是被那妇女发现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大事纷扰，我只得放弃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