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慢慢消失的空间
——追访记忆中的公共游戏场所
球迷的看球空间正在由家里的客厅逐渐转向酒吧、茶馆、饭店这些公共场所，他们希望与别人分享足球带来的疯狂和刺激。与之相反，玩家的游戏空间却由街机厅、包机房和网吧这些公共场所，退回到了家里。
是否还会有人怀念曾经在那些空间里挥霍过的青春，上演过的一幕幕疯狂和倔强、尊重和理解？在那些被家长和老师视为毒瘤的地方，在那些嘈杂拥挤、烟雾缭绕的空间里，我们曾经感到很安全，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释放着我们的焦虑和困惑。虽然被视为另类，被视为叛逆者和堕落者，但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
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突然发现一切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的世界开始崩溃，另一个世界开始浮现，那是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是成为一个“正常人”，一个面容模糊的正常人。这或许就是青春的残酷。
今天的游戏已经从公共空间转向了私人空间，玩游戏成了一种安全、舒适、私密的行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象一只温顺的羊，在牧羊犬的看护下嬉闹；而不再是一匹流浪野外的狼，在四处的征战中寻找荣誉。
下面这三段经历，分别发生在街机厅、包机房和网吧，三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公共游戏空间。借此缅怀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街机厅
“街机厅开在公园的草坪上，草坪上落着鸽子，还有白色的绵羊跑来跑去，孩子们在那儿开心地玩着、笑着——你能想象得出那样一幅场景吗？”老D问我。我想象不出。
二十年前，上海的街机厅还是半露天的。那时的山海关路、慈溪路是许多街机玩家熟悉的地方，百十米长的小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搭建着数家街机厅，准确地说，是街机“棚”。这些简易棚背靠居民楼的外墙，两侧用隔板挡起，顶部盖上绿色的波浪形塑料瓦，地板就是人行道的路面，正面再拉起一道铁丝网的门。这样一个简陋的空间里，挤着五六台机器和十几个玩得热火朝天的少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正规的街机厅开始在上海陆续出现，曼克顿、世嘉、南梦宫、伊势丹、汤姆熊、天山电影院，这些街机厅有着干净明亮的场所、原装正版的机器和井然有序的服务管理。个体经营的露天街机棚也逐渐转入室内，这些私营街机厅的条件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简陋，但环境仍然没有改观。昏暗的光线，污浊的空气，奇怪的噪音和喊杀声，玩家脸上跳动着的光影——这就是大多数人对街机厅的印象。
我的地盘
1981年，一位18岁的美国街机女玩家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无自豪地说：“你瞧街机厅里的这些人，有黑人，有白人，有波多黎各人，还有中国人。这恐怕是波士顿城里不多的一些能够同时包容不同种族的地方之一。”
那一年，美国街机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市场规模55亿美元，而当年家用机的市场规模不过5亿美元。这55亿美元是从哪些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呢？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街机厅是许多“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律师、家庭主妇和建筑工人，以及其它无数被社会排斥的人们的聚集地”。这些“被社会排斥”的草根阶层在街机厅里找到了自由和包容，在这里，他们不需要穿着西装领带，不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也不用忍受父母的呵斥、丈夫的责骂、老板的呼来喝去，或是白人异样的眼光。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抽烟、怪笑、大叫、拍打摇杆，或是站在那儿扮酷，把陌生人打得屁滚尿流。
街机注定要经历这么一个草根的年代，这在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中，街机从科学馆、少年宫走向街头巷尾，当时的街机玩家是“以大中小学生、社会蓝领青年和无业人员为主，情况比较复杂，打架斗殴等现象不绝”（摘自《上海游戏产业咨询报告2004》）。唯一与美国街机厅不同的或许是，中国街机厅的草根玩家们在这里找到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包容，还有控制自己命运的钥匙。
学生时代的老D和中国的其他孩子一样，处在父母和老师的严密控制下，没有多少自主的空间，将来的路已经被别人规划好，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人才也已经被划下标准——考高分、进名牌大学、读研究生、做白领人士、和老外谈笑风生……“作为学生，你是被操纵的，被暗示的，你的决定都是不由自主的。那时的你根本就没有决定权。”老D回忆说，“街机给了我们在学生时代最缺乏的操纵感。我可以去操纵自己，可以去征服别人。我的命运由我不由人了。”
虽然因为玩游戏而被老师视为“垃圾”，父母也恨其不争，街机厅的少年们却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空间里找到了叛逆的力量，找到了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可以做主。
游戏面前人人平等
老D在街机厅里见到过不少举止古怪的人，有对着屏幕乱骂的，有穿着整齐一大早进来，傍晚才离开，一整天都呆在街机厅，却一个币也不花的。“当时觉得挺正常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人确实很古怪。”
成天泡在街机厅里的玩家，很多都是现实中的失败者，他们承受着现实的种种挫折和压力，是街机厅给了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在他们走进街机厅的一刹那，现实中设定好的种种不平等，如种族、阶层、金钱、成绩、地位等等，统统被Reset了。这个凭游戏实力说话的地方自有它的一套规则体系，在这里，社会流行的“有钱有房有车有妞”的成功标准行不通了，有钱没钱、有工作没工作、年龄大年龄小、学习好学习差，已经不再重要。游戏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只要有规则存在，有高下之分，就不会有完全的平等。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消除某一方面的不平等，转而接受另一方面的不平等。街机厅也有它不平等的地方。“比如街霸中文网的赵华，你不可能直接和他挑战，你必须胜了他的手下，才有资格和他打，这难道是平等么？我也是这样，你必须先胜了至少三个人，我才会有兴趣动手。”在街机厅，高手往往不屑于与菜鸟过招。
但新人并非毫无机会，一旦有新游戏或是变动较大的新版出现，无论高手还是菜鸟，又将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例如从《街霸Zero》到《街霸III》，从《VF2》到《VF3》，或是从《侍魂2》到《侍魂4》，游戏的系统变化很大，原先的高手可能马上会被原来只能在旁边看着的小子干掉。
赢取尊重
有些人只是希望在街机厅里寻找单纯的快乐，走进去把口袋里的零钱花掉，或是打发等人的时间，而大部分泡在这里的人只有一个目的：成为高手，得到别人的尊重。
与其它类型的游戏不同，街机游戏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高手旁边往往会围有很多旁观者。所以，在街机厅里赢取尊重的方法也很简单，要么击败对手，要么博得观众的喝彩。对战类游戏的玩家自然是以在最短时间内击败对手为目的，非对战类游戏的玩家也可以通过一些高难度的打法博取喝彩：打出高分、一币通关，或是用某些特殊的条件通关，比如在《吞食天地》中只用黄忠，或只允许骑马，或只允许抓旋风背包。即便是毫无乐趣可言、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封边打法”——即对着尚未出现的敌人拳打脚踢，将其封杀在屏幕以外，也总有人乐此不疲。
对于格斗类游戏，不同玩家有不同的打法。有人喜欢施展华丽的连招，有人喜欢追求战术的变化。老D崇尚的是后者，凭借丰富的战术变化，他曾经将许多高手挑于马下。在他的征战生涯中，最令他难忘的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他和朋友一起游走于上海的各大街机厅，寻找对手。那时每个街机厅都会有一个由若干高手组成的小团体，一同对付外来的挑战。走进一家街机厅，老D会先观察其他人之间的对战，看看有没有水平尚可的玩家。锁定目标后，扔个币进去，把他干掉。输了的人扭头就走，很快会过来第二个人。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打，打到最后总有一个水平最高的核心人物出来应战，把他也解决掉，这个街机厅就算是攻克了。
可见，街机厅里的竞争其实很激烈。在这个完全开放的空间里，面对陌生人的挑战，你没法逃避，只能迎头而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怯懦的人不可能在街机厅里有立足之地。
玩家在此集合
老D家里曾有一套《电脑战机2》（Virtual On）中的Temjin机型的模型，和一本《电脑战机2》世界设定和机械设定的资料书，这是10年前一个日本玩家送给他的。
老D只记得对方是一个瘦瘦的日本人，染着黄发，《电脑战机2》打得很好。最初老D选了Viper II机型和他过招，对方用的是Temjin机型，结果被老D轻松击败。之后对方将机型换成了飞燕，飞燕是游戏里的一个狠角色，速度第一，剩下最后1/3血的时候还会变身，变身后，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会大幅提高。老D的Viper II不敌飞燕，败下阵来。当晚，老D特地练了一个近战格斗型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装甲排名第二，近战能力很强，速度仅次于飞燕，而要抓住飞燕，必须提前算好角度，一次性跑到飞燕面前。飞燕的唯一缺点是会被任务武器打得顿住，一旦顿住，老D所使用的这个机器人的速度就可以和飞燕一致。那天晚上，老D预先练习了几个场地的奔跑，算好自己最后能够跑到停留的位置，才有可能一次性截住飞燕。
第二天，老D用这个苦练了一晚的机型向对方挑战。实战情况和老D预想的一样，对方的飞燕被截住，在近身的情况下，被老D的机器人用散弹枪打得顿住，接下来是两光刀。老D算好血，锁定对方还剩最后1/3多一点血的时候一次性灭杀，让对方没有变身的机会。
事后老D才知道，这位日本玩家曾是日本某地区《电脑战机2》大赛的第三名，他的参赛机型就是飞燕。多次交手后，两人有了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临走前，这位日本人送了老D一套Temjin的模型和一本游戏设定书。
在街机厅，你常常会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社交规则和这种规则下的特殊的友谊。游戏中结成的友谊，往往可以跨越阶层、跨越年龄、跨越语言、跨越国界。老D的不少朋友都是在街机厅里认识的，其中有位朋友说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玩游戏的人总会聚集在一起。”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玩游戏的人都是另类，他们的爱好旁人不但无法了解，还会加以排斥，所以玩家需要聚集在一起，寻找可以沟通的对象。
高中和大学期间，老D与班上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一般，与父母之间的代沟也很深。“当时他们看我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已经陷进了泥潭，只露出一个脑袋。老师也觉得你这个人很烂，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就只能这样了。总之，你是玩游戏的，所以你被归成了另一类人。这类人被默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你的所作所为，都让周围的人感到厌恶和憎恨。”当周围的人都无法接受他的时候，街机厅却给了老D一个理解与被理解的空间。走出街机厅，你是一个孤独的另类；走进街机厅，其他所有不玩游戏的人都成了另类。
消失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美国的街机游戏业迅速衰败，这一方面是由于家用主机游戏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社会对街机厅打压的结果。当时的街机厅被专家学者们描述为“不安定因素滋生的温床”，在这里，“正统”的青少年们“与工人阶层的孩子、高中辍学生、穷困潦倒的成年人、烟鬼以及其它不良因素接触，街机厅因此而成为父母们的恐慌之源。”
十年后，中国也开始了对街机厅的严厉管制。老D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在街机厅里玩游戏，突然涌进一群**，封了街机厅，把正在玩游戏的人统统带回了**局，登记备案他们的个人资料，随后又把他们放了出来。即便是正规的街机厅，也常常受到管理部门的突击检查。1997年的“六·一”儿童节，老D管理的那家街机厅因为进来了一些孩子，被突击检查的文化局抓个正着，勒令整顿了一个星期。
有趣的是，老师虽然是街机厅的主要反对力量之一，但不少老师自己也喜欢泡在里面玩游戏。老D的街机厅后面有一所职校，总有一些学生跑过来玩。一位年轻的班主任常常会跟过来抓学生，没想到抓着抓着，他自己也迷上了《梦游美国》，成了这里的常客。慢慢地，学生也不再怕他，和他心照不宣地一起玩，甚至还互递香烟。
2000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对全国的街机业进行整顿和限制。《意见》要求各地取缔非法经营和严重违规经营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压缩经营场所的数量，并且立即停止审批新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也不得审批现有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增添或更新任何类型的电子游戏设备。中国的街机游戏业就此一蹶不振，这个最为典型的公共游戏空间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真实的游戏
“你看，我通过街霸，认识了这个人，认识了那个人，建立了一个社交圈子，得到了同好的尊重，那又怎么样呢？我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锯切柞木出材率更高。”
老D现在从事的是木材生意，业余爱好是摄影，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游戏。现在的他觉得把时间花在研究游戏上是一种浪费，因为游戏总会过时。“以前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就是希望别人能通过游戏尊重我，这个愿望在街机厅里很容易实现，你永远有机会成为高手。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街霸上花了十年心血，最后只是让我变成了一个老古董。”
游戏让老D结识了很多朋友，也令他失去了一些朋友。Hanzo曾是老D多年的朋友，也是一位街机老玩家，他俩因街机相识，却也因街机而产生隔阂。老D是街霸高手，Hanzo是VF高手；老D崇尚实用的战术，Hanzo喜爱华丽的表演。两人在对待游戏的理念上总有分歧，各自又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的关系不复以往。归根结底，人们还是难以摆脱现实赋予自己的种种标准和观念，无法把友谊建立在纯粹的游戏之上。
这些事情让老D对街机完全失去了兴趣，他觉得用游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尽管如此，当老D谈起当年征战上海街机厅的那段经历，谈起他在实战时所使用的种种战术和技巧时，我还是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从前的那份狂热。
在游戏面前，所有的掩饰都是不必要的。也许只有在游戏面前，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
二、包机房
在街机厅，你可以买了币直接走进去，到你想玩的机器前；即便有人占着，你也可以扔个币进去，把对方干掉，赶走。但在包机房，如果每台电视前都有人坐着，你就不得不在旁边等候，或是转移阵地。
包机房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游戏空间，又给了玩家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街机厅，你不可能拒绝别人的挑战；但在包机房，你却可以拒绝陌生人的加入。这些开在私人宅内的包机房，远比街机厅更安全，环境也更友好。
DB对包机房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采访过程中，他反复提到了那种“家的感觉”。
家的感觉
33岁的DB是国内TV游戏圈的一位知名撰稿人，在小说《沉重的鸿毛》和《甘谷街16号》中，他对自己在包机房度过的那段日子作了生动而翔实的记录。
《甘谷街16号》的开篇对十多年前上海浦西包机房的环境有着形象的描述：“……那是老城区再普通不过的石库门房子，上下两层楼四四方方的围成一个小天井，前后共有两个出入门户。下午三点钟左右的光景，小巷中几乎毫无人迹，惟有一个老妪安闲地坐在小方凳上折叠锡箔元宝，后来我才知道她就仿佛抗日战争影片里的消息树。推开虚掩的黑漆大门，里面的热闹景象着实让心理毫无准备地我大吃了一惊，环天井的四间民居中或坐或立挤满了中小学生，其间也有若干年齿稍长之辈鹤立鸡群般特别惹人注目，更多无所事事者三五成群站在天井里高声谈论着，这般喧闹的景象和门外的僻静形成了鲜明的空间反差。……房间不过10多个平方米大小，还搭了一个半封闭的小阁楼，家具陈设也非常简单，一张大板床、一个大立柜和一个有些陈旧破烂的三人沙发，靠墙钉着一排双层木架子，上层摆放着三台电视机而下层则收纳了三台崭新的MD，此外在沙发靠墙位置也单独摆放了一个包机位置。”
DB的包机房生涯就是从这间小屋开始的。他与包机房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说来很有些戏剧化的色彩，当时身为班长的他，在班主任的要求下去监视班上两名成绩很差的学生，跟随他们一起到了这家包机房。没想到事后他不但没能成功策反这两名同学，反而被他们拉下了水。最后的结局也颇有些阴差阳错，当年被他监视的一名同学毕业后不再沉迷游戏，通过深造和努力工作，得到领导的赏识，成为了DB所在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命运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捉摸。”DB不由得感慨说。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迷上包机房？DB说一是因为包机房里的MD游戏给以玩FC游戏为主的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尤其对于那些文字类游戏，他情有独钟；二是因为包机房里有很多真正懂游戏的人，讨论的氛围很好，从那时起，他才开始了对游戏的研究；三是因为包机房的气氛和环境给他一种家的感觉，让他非常留恋。第一次在包机房玩游戏那天，他和那两个被监视的同学一直玩到晚上六点多，见天色已晚，包机房的老夫妻特意做了三碗莲心血糯米粥给他们吃，这让DB深受感动。之后他就成了这家包机房的常客，还和这对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由于包机房大多开在家里，去玩的也多是孩子，包机房的老板们为了招揽生意，常会提供一些免费午餐之类的贴心服务，很容易让人产生家的温暖感觉。这种家的感觉是街机厅所不可能有的，在街机厅，老板不会在你来的时候为你泡上一杯茶水，也不会在你走的时候特意关照一声“明天有雨，别忘了带伞”。
高手的角逐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游戏资讯极为贫乏，既没有攻略书，也没有游戏杂志，更没有网络，《Game集中营》、《家用电脑与游戏机》等国内最早的游戏杂志也是在几年后才陆续出现，玩家最多只能在旧书摊上淘到几本过期的港台游戏杂志。那时，游戏中的经验和技巧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玩家之间传递，玩家云集的包机房自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信息枢纽的角色。游戏相关的最新信息，例如哪家包机房进了什么新游戏、某款游戏被某包机房的高手打穿等等，在上海的各大包机房里传得很快，甚至有玩家专门游走在各包机房之间，充当“包打听”的角色。
包机房里的游戏很大一部分都是RPG、SLG这些文字类的游戏，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打穿一款游戏很有些难度。因此，能否率先通关，就成了衡量玩家在包机房这个圈子中的地位的标准。当时上海的顺昌路出过不少高手，而新游戏也总是最先出现在顺昌路，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顺昌路过来的人”就成了游戏高手的代名词。
高手可以获得老板提供的包机优先权或价格上的优惠，精神上也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为了成为高手，各个包机房的玩家之间常会展开激烈的竞争，新游戏出来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打通。包机房的老板也都希望自己的包机房里能多出现几位高手，高手多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玩家和“包打听”慕名而来，虽然可能因通关时间缩短而导致生意受损，但长远的人气毕竟是最重要的。DB常去的那家包机房的老板娘曾经公开发出“英雄帖”，承诺谁能在1993年年底前打穿《龙战士I》，她就自掏腰包请他去上海老饭店品尝著名的虾子大乌参，结果掀起了一场全民皆兵的竞赛热潮。最终DB把这款游戏打穿了，却没有吃到虾子大乌参，因为从开始打到最后通关，他一共花了三年时间。
上班后的DB收入不错，工作也很清闲，与学生玩家相比，可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加上自身的游戏天赋，DB很快就在那一带的包机房里积累起了一定的名气。甚至有人专门偷了他的通关记录，拿到别的包机房里去炫耀。
交流的空间
1992年到1994年是上海包机房最为鼎盛的时期，所有包机房都是人满为患。DB常去的这家包机房也不例外，从早到晚几乎都是客满，生意好的时候，甚至需要提前一天订座。在没有自己的“专座”之前，DB常常要等别人空出机器，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和其他等待的人一起聊游戏。DB说那时他对包机房的痴迷，和现在的玩家对网络游戏的痴迷有些相似——不完全是为了玩游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和别人交流的空间。
DB这一代正好是计划生育刚刚开始在我国推行的一代，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DB虽然有一个哥哥，但哥哥比他大8岁，两人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并不多，平时也就不太交流。在包机房，DB第一次碰见这么多和自己一样喜欢玩游戏的同龄人，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平时他在与人交谈时常会不知所措，但和兴趣相投的人一起谈游戏，他却可以滔滔不绝，旁征博引。
在包机房里，他认识了很多朋友，也慢慢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DB把“玩友”和“朋友”分得很开，包机房里认识的一些人，虽然现在还在打交道，但他觉得和这些人之间只是“玩友”，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彼此除了在游戏方面有共同话题外，很少有其他共通之处。“可以说，除了游戏以外，就形同陌路。甚至有的人，我和他来往了十几年，彼此仍然不知道对方的年龄、工作和家庭，更不了解他们的性格，见面就是谈游戏。”
告别包机房后，DB买了台游戏机自己在家玩。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游戏，却没有了以往的乐趣。“我和许多同时代的玩家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主机后却并没有因此充分感受到预想中的快乐，隅隅独处而无法感受到原先在包机房里那种竞争与交流相结合的氛围。”他在《沉重的鸿毛》中这样写道。
被改变的人生
刘阳是DB在包机房里结识的一位好友，也是他迄今为止最佩服的一位玩家。他俩为了在游戏上压倒对方，曾在包机房里斗了一年，最后成为了知交。
刘阳在上海市的重点中学敬业中学读书，从初中起他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和父母的喜爱，直升高中后又曾多次在全市的数学竞赛中获奖。和DB一样，刘阳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进了包机房，当他看到《信长之野望》后，这个以前只知道闷头看书的书呆子突然成了包机房的常客。那时的他已经高三，即将面临高考。
刘阳的父母是个体户，或许因为生意繁忙，或许因为对孩子的信任，没有对他过多地监管。一次，刘阳偷了家里的钱跑到包机房去，一呆就是两个月。由于包机房大多隐藏在胡同深处的石库门老房子里，位置隐蔽，平时门也关着，没有熟人带路很难找到，刘阳的父母费尽周折才摸到了那里。那天DB也在场，母亲看到刘阳时的那一刻的神情让他至今难忘，那是一种欲哭无泪的绝望。
之后刘阳并没有放下游戏，而是转移到了其它包机房一如既往地玩。没过多久，他终于因为旷课太多而被敬业中学开除，之后便待业在家。
那一年也是DB对包机房最为沉迷的一年，他的学习成绩开始大幅下降，年终评定时连C级奖学金也没有得到，而这之前，他每年都能拿到4、500元的奖学金。DB所就读的中专是他现在所在这家公司的对口学校，在他即将毕业前，这家公司曾来学校优先挑选10名成绩优秀的学生，DB再次落选。毕业分配时，他被安排到厂里做了一名仓库报单员，与所学的专业完全不对口。
进入这家公司后，DB每天的工作是到各个分公司去配送单子，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多溜出去玩的机会。公司后面的那条南泉路上有不少白铁皮搭成的包机房，这些包机房门口摆放着玻璃柜台，从外面看是在卖小家电或是游戏卡，柜台后面则是一小块包机场地，放着电视机、游戏机和小板凳。DB常常利用出外办公和值夜班的时间，溜到这些包机房里去玩游戏，但没过多久就被领导发现，因此而失去了加薪和升迁的机会。
DB为刘阳感到惋惜，认为游戏彻底改变了刘阳的人生道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无家可归
1995年，国内的社会舆论对电子游戏掀起了第一轮批判大潮。DB叹息道：“电子游戏由先前开发智力、激活大脑皮层运动的健康娱乐一转成为严重毒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大毒草，政府因此加大打击无证经营者的力度。甘谷街16号从此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危境，连续多次遭遇文化局等政府部门的查抄，各家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许多年后，DB曾试图回到包机房，重拾往日的乐趣，却发现这时的包机房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现在你已经找不到还有人会在包机房里玩RPG、SLG游戏了，一般的包机房只要准备三类游戏就够用了——实况足球、赛车游戏和格斗游戏。”
他已经不再属于这块空间，这里已经没有家的感觉。
三、网吧
“笑三少是个异类”，很多人都这样评价他。他自己也对我说：“你忽略了我是个很混蛋的人，并且我比许多同龄人更关注一些毫无意义的话题，更讨厌被约束，更喜欢做让人讨厌的事，说让人讨厌的话。”
高中只读了一年多就辍学，然后揣着初中文凭去中关村找工作；用激烈的言辞抨击网游玩家，招来众多玩家的愤怒；用恶毒的言语戳游戏公司的软肋，把种种肮脏的运营手段暴料给大家。总之，笑三少做了很多在某些人看来很“混帐”的事情。
不过在网吧，他显然不是最“混帐”的一个。
痞子窝
如果说DB眼中的包机房是一个大家庭，笑三少眼中的网吧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痞子窝”。
和许多玩家一样，三少的网吧经历从红警和Duke的时代开始，到星际的时代结束。那时北京的网吧还没有接入互联网，还是纯粹的游戏房。三少告诉我，北京的网吧从冒头开始，到2001年左右，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仅是游戏迷的聚集地，也是痞子、流氓的聚集地。拳头的实力和游戏的实力，两者交替在网吧里占据着主导地位。
1997年夏天，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三少在附近的胡同里偶然发现了一家网吧。这家网吧开在一个小院里，院门口钉着块白色塑料板，上面贴着四个红色大字——“起点网吧”。这之前，三少只在三联书店见过网吧，但因为价格太贵，没进去玩过。“起点网吧”是一间9平米的小屋，里面摆着6台机器，光线很暗，而且很拥挤，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要想起身上个厕所，全屋的人都得给你挪地方。屋里的空气也不好，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抽烟，好在三少也抽烟。
三少并不知道在这里玩游戏的都是些什么人，当时网吧里可玩的游戏不多，大家都愁着没人对局，所以他一进去，就被其他人拉着一起玩。等三少和这里的人熟悉后，才知道这家网吧里呆着的全是痞子，而且都是在那一带混得比较牛的痞子。没有网吧之前，这些人通常在校门口蹲点，收保护费，调戏女孩，或是去台球厅一类的地方活动。有了网吧之后，他们就天天呆在网吧里玩游戏，很少离开。“这票人的名字，对学校里的混混而言都是属于‘传说级’的，报上名字就能吓跑一片小仔。我当时不知道，要知道哪儿还敢进去啊。”
三少在学校里虽然也属于那种很能闹腾的人，但他的闹腾和网吧里的那些“大哥大”相比，只能算是幼稚的玩耍，就像两只家猫相互掐架。那些在社会上拿拳头说话的人，他们的打斗是伤害性的、攻击性的。“你见过巴掌大的小猫第一次离开猫妈妈被人抱走时的那种表情么？我或者差不多同一时代进入网吧的同龄孩子差不多都是那样，过早地接触了社会，而且接触的还是社会的异类。当然，这是相比当时的自己而言，因为过后自己也成了其他人眼中的异类。”
根据地
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了笑三少一种安全感，一种在家里、学校里都体验不到的安全感。之前在采访老D的朋友Hanzo时，Hanzo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孩子在遇到自己没法化解的问题，家人又没法当他的后盾，他只有选择变成同一类人来保护自己，这对家人也是种报复。没人会天生觉得那样很酷。”
三少和网吧的痞子们在游戏中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三少的红警打得很好，这些“老大”有时会对他说：“石头（他当时的名字是Stone），咱俩单挑盘，你不许用键盘，不许赢我。”事后和别人说：“我赢石头啦！”现在回忆起与那些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三少还是会觉得很开心。在他眼里，混熟之后的痞子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相互之间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玩笑。
和这些“大哥级”痞子成为朋友后，三少的“江湖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到了“大哥级”的水准。刚上初中时，三少常被欺负，没少挨打。初二的时候他所在的班级有个同学认了个痞子当大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后他就没再挨过打。上了高中后，三少成了那家网吧的常客，在“大哥”们的庇护下，别人反而要来巴结他。常有其他的痞子主动对别人介绍说：“这是我弟，别欺负他。”一次，学校里某个高年级的学生进网吧截三少的钱，结果被网吧里的一个大痞子拉出去抽了一顿。
就这样，网吧成了三少的根据地，他在这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就像你的家一样。那种感觉很像后来人们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觉得自己获得了重生。当一个娱乐场所刚出现的时候，你是它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因子，同时又是一个目击者。你熟悉里面的一切，你不光觉得安全，还会觉得你可以主宰它。”
连一把
三少很少把学校的同学当作朋友，因为总觉得没办法和他们聊到一起去。他认为他们层次太低，而他们确实也听不大懂他在说什么，彼此关心的话题完全不一样。偶尔有可以沟通的话题，又会出现分歧，他认为好的东西，却往往遭到别人的唾弃。初中的时候三少还有一些朋友，到了高中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都是跟他一起逃课的。其他的同学中，有人怕他，有人羡慕他，有人讨厌他，有人瞧不起他。老师也在有意地疏离他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一边要求他不要带同学逃课，一边乘他不在的时候，要求同学们不要和他来往。
与课堂的环境相比，三少更能适应网吧的环境。至少网吧里的人都有共同的兴趣，网吧没有现实中那些人际交往的准则，也不需要遵守特定的秩序，网吧里更不会遇到冷嘲热讽或是背后捣鬼的事情。大家彼此间的交流很简单，站起来喊一嗓子：“有打某某游戏的么？”或是看谁在玩什么，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连一把？”在网吧里认识的很多人，三少至今还和他们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不过网吧也会有一些“搅局者”，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大批上班族开始进入网吧，使网吧原有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时北京的网吧都在升级机器，一般是两批机器轮流升级。上班族一来，就会要包好烟，买些饮料和零食，坐在最好的机器前，一呆就是一下午、一晚上甚至一天，但他们玩游戏的水平却奇烂无比。三少一直把网吧当作一个锻炼游戏水平的地方，他认为游戏玩得不好就不该来网吧混，而这些上班族却只是把网吧当作KTV、迪厅之类的场所，把玩游戏当作一种纯粹的娱乐。这让三少觉得很愤怒，他总是用鄙夷的目光扫视网吧里的那些上班族。这种愤怒，就像今天网络游戏里的某个玩家辛辛苦苦地打怪升级攒装备，忙了一年却发现还不如人家有钱人几天的收获。
上班族们很快也和网吧里的“老大”们打成了一片，他们虽然游戏玩得不好，但同样能侃，还会花钱请“老大”们玩游戏，给他们烟抽，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三少的口袋里却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游戏打得好。“钱”的概念打破了网吧原有的交往规则，游戏的实力和拳头的实力不再是唯一的主导。
威风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三少就有了自己的电脑，而且几乎每年都会升级或更换一台新的。即便如此，三少还是宁愿呆在网吧，因为在网吧，他能找到被人尊重的感觉和与人交流的乐趣。
谈到尊重，三少首先提起的是高中发生在他身上的“读后感事件”，他认为那是他年轻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初中的时候三少一直是文艺委员，每年红五月都会自己写相声对全校表演，他写的文章也常会登在校刊上，初中语文老师还常常拿他写的作文当范文来读。“读后感事件”发生在他刚升入高中之后，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任务，要求大家写一篇《廉颇蔺相如列传》的500字读后感，三少一如既往地写了5000字，上课时兴奋地举手要求上去读，结果刚念了个开头就被老师轰出了教室，因为他写的是一篇搞笑的文章，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认为影响很恶劣。这件事情对三少的打击很大，直接导致他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从那以后，三少完全泡在了网吧里，直到最终休学。
在学校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在网吧，作为高手，三少却往往会受到特殊的礼遇，比如老板允许他免费玩，或是只收取很低的费用，因为高手可以提升网吧的人气和知名度，隔三岔五总会有其它网吧的人过来问：“你们这里有某某游戏的高手么？找他来较量一下。”游戏打得好的人大多也很张狂，AOQCAT是三少的好友，也是三少在网吧结识的唯一一位上班族朋友。AOQCAT的红警打得很好，人也很狂傲，每次一进网吧，就会高喊他的那句经典台词：“我数三下，都给我退出红警，否则我见一个虐一个。”
三少和AOQCAT因红警而结为好友，他们在网吧被人视为偶像，玩的时候有人在身后围观，有人请他们喝水，还有人给他们买烟。三少总结了当时最威风的四个时刻：1、一个人打六七个，赢了，然后一摔键盘，门口抽烟去了。2、别的网吧来了个高手，身后跟着他的一群FANS，当着他FANS的面把他暴按一顿，然后不打了，不给他翻盘的机会。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身后惊呼“石头打得太牛逼了”，效果尤佳。3、站在某人身后，那人发现后立刻谦虚地问：“我这么打行么？”如果经过自己的指点后，他赢了，成就感倍增。4、有人琢磨了个什么新战术想来挑战，轻蔑地对他说：“你先去打赢了某某再来找我。”
这种威风的体验完全是地下的，在今天的网吧已经不可能重演，其中的乐趣，现在的玩家恐怕也已经很难想象得到。“现在的什么星际冠军、WAR3冠军，他站在领奖台上也没有那样的威风。Slayer Boxer可以在台上凌辱他的对手，台下有上万观众为他叫好，但他敢在凌辱了对手之后，当着这么多观众，在电视直播的时候大骂对手就是一个SB么？他不具备网吧那样的市井环境。就像打黑拳，你可以把对手放倒之后再踹他几脚，正规比赛可以吗？”
在网吧，三少迷恋的不仅仅是身为高手的成就感，更是市井所特有的那种恣意狂放的感觉。
严厉的父亲
三少在网吧多次碰到过公安、工商的突击检查，其中的一次颇为传奇，以至于在他们那一带传为美谈。那天三少走进一家网吧，没地方上机，刚看了几眼，工商人员就跟了进来。随后他去了另一家网吧，又碰到了这些检查人员。接连在三家网吧碰壁后，他来到了第四家网吧，终于找到地方坐了下来，刚打开星际，检查人员再次出现，后面还跟着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由于三少坐在最外面，就成了记者的采访对象。记者把摄像机对准他，问他觉不觉得这样很可耻。三少回答说不觉得，然后就被赶了出去。第二天，三少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也没有多说什么。
三少的父亲很严厉，说一不二。三少上初一后，父亲说他已经大了，不会再打他，之后果然再也没有碰他一下。高中辍学的事情，父亲让他考虑清楚，如果退学的话，家里不会养他，不会给他一分钱，找不到赚钱的路子就自己饿死，之后父亲果然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三少现在很能理解父亲的做法，他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家长都把“严厉”的概念搞混淆了，总觉得24小时看着孩子、不许这不许那，就是严厉，其实不是。“比如一个父亲不许自己孩子出门，但是给孩子一辆买了几十万的车，你觉得他是严厉还是不严厉？显然这不是严厉，因为他的态度是娇惯孩子，只是把孩子困在家里而已。”
最终让三少离开网吧的，并不是严厉的父亲，而是网吧自身的变化。“太正规了，正规到失去了早期网吧的一切氛围，不论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后来我也就不爱去了。”三少说现在的网吧失去的不仅仅是哥们之间的感觉，还有那种切磋交流的氛围。“比如你现在去一网吧里大喊一声，谁打某某游戏？人家肯定会当你神经病。你以前去网吧，看谁玩游戏玩得好，可以过去直接叫人家一起吃饭，现在人家肯定会当你有什么企图。”更让他意外的是，在网吧里，一些孩子看他的目光，就和当年他看那些上班族时的目光一样。
谈起当初自己在网吧里的种种快意恩仇，三少虽然仍很兴奋，却已经不再留恋。对于他来说，这些往事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就好像我一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很重视业界前辈认为我写得好不好，读者认为我写得好不好，有没有人关注我写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一切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只要我写了东西能卖成钱，其他都是假的。至于网吧里的那段经历，不管它的范围多大多小，当时我觉得这些是有意义的。但现在翻回头去看，确实觉得毫无意义。”
四、结语
街机厅、包机房、网吧，这三个公共游戏场所在中国游戏业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造就了最早的一批街机玩家、家用机玩家和电脑玩家，它们推动了游戏的草根化，它们为玩家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空间。然而不幸的是，从诞生之日起，它们就命中注定要背负上种种原罪，成为舆论抨击、管理者管制的对象。原因很多，既有它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有舆论对它们的歧视，以及主流社会对游戏的偏见。
上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中心在考察青少年文化时撰写了《危机的监控》一书，书中写道：“当社会对一个人、一群人或一系列事件的反应远远超出其所具备的真正威胁时，当司法者、政客和编辑等‘专家’们无法对这种威胁作出清醒、现实的评价时……道德恐慌就开始了。”
公众对街机厅、包机房和网吧这些公共游戏空间的恐慌，正是道德恐慌的典型例子。在面对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城市问题、治安问题这些真正引发危机的问题时，主流社会显得束手无策，或是触及了它们自身的利益。为了避免自身的权威受到挑战，它们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游戏显然是替罪羊的最佳选择，一是因为游戏在社会文化中属于新生事物，人们缺乏对它的了解；二是因为游戏没有在公共论坛上发言的机会，无法为自己辩护；而且国内的游戏群体以青少年为主，青少年在社会中本就属于弱势群体。
迫于道德恐慌的压力，这些被社会视为不安定分子的公共游戏空间不得不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街机厅逐渐转为面向家庭和更高层次消费者的多媒体体验中心；包机房只在大城市的郊区和中小城市还存在，且规模已大不如前；网吧也已经成为兼具上网冲浪、聊天、看电影、联机游戏、网络游戏于一身的综合娱乐场所。
与这些公共游戏空间一同消失的，是整整一代人的叛逆青春。
